澳门永利:学术报告:东亚的全球史研究及应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可能

爱尔兰产业情报咨询机构近日预测,2015-2019年全球丁苯橡胶市场将以7.36%的复合年增长率稳步攀升。而此前美国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大观野研究”表示,截至2020年全球SBR市值有望达到231亿美元。

全球史注重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从宏观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注重比较研究,目前这一取向已经得到各个断代、各专门领域史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中国学者如何研究全球史?

全球史是当代重要的史学思潮与流派之一,国内学界也一直在对这一史学流派予以观察和反思。

2016年11月29日,世历所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举办学术报告会,由张旭鹏研究员在七楼会议室作了题为“东亚的全球史研究及应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可能”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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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世界文明;全球;文明;中国学者

研究;中国特色;全球;史学;反思

张旭鹏根据自己近年来在韩国、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大学、学术机构与世界史和全球史学者的相关交流,首先介绍了韩国和日本的全球史研究现状及特点。近年来,受全球化和全球史研究方法的影响,韩国和日本的学术界也兴起了全球史的研究热潮。在韩国,一些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并聘请一些重要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学者前来讲课,能够直接接触到西方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韩国学者较少对西方全球史理论做出反思,很多时候是将之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研究方法来应用。日本学者则与之略有不同,他们具有悠久的世界史研究传统,因此在接受西方全球史的影响下,也力图提出日本学者的一些独到观念。2016年,在日本著名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学者羽田正、秋田茂等人的推动下,日本世界史学界启动了一个较为庞大的世界史研究项目。该项目计划从全球史的角度,对全球的历史做出整体描述,预计出版16卷。其中第一卷,也就是理论卷《世界的世界史》已经出版。

全球史注重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从宏观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注重比较研究,目前这一取向已经得到各个断代、各专门领域史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中国学者如何研究全球史?如何在这一领域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全球史是当代重要的史学思潮与流派之一,国内学界也一直在对这一史学流派予以观察和反思。“我的体会是,如果全球史必须以‘全球’为研究单位,那这种研究会让人感到‘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所从事的研究也无法深入,只能停留于表面。从民族国家史发展到全球史,形成一种全球史观,再用这种史观研究一个个具体领域,也就是从全球再到地方,这应当是全球史发展的一个轨迹。”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夏继果在第二届全球史学术论坛上谈了自己的感悟。会议于6月7—8日在京举行,记者围绕与这一史学流派有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采访。

张旭鹏指出,中国的全球史学者也希望能够撰写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但目前还没有较为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指导理论。这里就涉及非西方世界的世界史学者会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应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有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话语。显性的话语存在于西方一些学者的具体论述中,而隐性的话语已经渗透到非西方学者研究理念中。也就是说,尽管非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力求挑战欧洲中心主义,但其理论和方法却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既然在理论上还无法完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学者能做的就是在实践中改变以往世界史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重新认识周边国家的历史,加强与周边国家甚至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亚洲之外国家的世界史学者的交流,而不能仅仅关注西方世界史研究的现状。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既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也不至于陷入中国本位的局限之中,以一种开阔的胸怀和视域来看待全球的历史。

6月20—21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史学术论坛暨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及反思。

全球史是当代重要的史学思潮与流派之一,国内学界也一直在对这一史学流派予以观察和反思。“我的体会是,如果全球史必须以‘全球’为研究单位,那这种研究会让人感到‘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所从事的研究也无法深入,只能停留于表面。从民族国家史发展到全球史,形成一种全球史观,再用这种史观研究一个个具体领域,也就是从全球再到地方,这应当是全球史发展的一个轨迹。”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夏继果在第二届全球史学术论坛上谈了自己的感悟。会议于6月7—8日在京举行,记者围绕与这一史学流派有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采访。

最后,张旭鹏以德国全球史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新著——一部研究中国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朱宗元的著作为例,介绍了当前全球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即选择一个具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身份的个人,研究其在全球文化网络中移动和遭际,力图体现不同文化在全球交往中的宏观图景。这种研究方法能够较好地将微观研究或实证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又能提供一个不是那么空洞的具体叙事,目前已成为西方全球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书写方式。

从强调文明的不同到发现共性

全球史为多学科研究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中国全球史目前的研究现状、如何评价新清史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在新的形势下,运用全球史观进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新成认为,全球史观对于颠覆“西方中心论”很有贡献。首先,全球史观“肢解”了文明的纯粹性,认为文明都是互相影响的。其次,它认为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的领先优势并不因其本身有何特殊之处,而是一连串不同地区和文明发展的连锁反应的结果。这就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层面。

提供参照视野

(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张旭鹏供稿)

全球史研究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即认为应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传统的文明史观强调把世界切分,强调不同点。现在则应该转向讨论文明的共性。全球史观的运用十分必要。”刘新成说。

与会学者分享了对于全球史的新研究、新感悟,其中不乏精彩的具体研究和理论反思。

多个专门领域出现全球史转向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永平近年对波斯狗和拂菻狗等物种在丝绸之路的传播进行了研究。王永平的研究材料丰富、分析细腻,对波斯狗东传的研究,反映的是丝绸之路物种传播的规律以及亚欧大陆交往网络的模式。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路径,全球史已经影响到许多史学专门领域的发展,比如海洋史、思想史、环境史、经济史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全球史转向。

狗的东传是以小见大的微观研究题目,这样的实证研究要一个个地积累。全球史的宽阔视野使其将更多的学科、学者吸纳到研究中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进入全球史研究者的视野并应邀与会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考古学者,许宏并非是研究全球史的学者,他今年3月出版的新著《何以中国》,在其《最早的中国》之后又提出一系列观点,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他在会上以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考古观察为切入点,探讨了远程输入品对中原王朝文明的影响,引起与会全球史学者的讨论。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等与会学者表示,学界应进一步研究“文化远程传播的实现机制”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夏继果认为,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的全球史思潮影响,海洋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路也发生了诸多转变。首先是研究视角的转变,海洋史由边缘变成了中心。此外,“新”海洋史把海洋当作互动区来研究,视海洋为一个流动的网络,这与从前把海洋作为交往的通道有很大不同。以印度洋为例,这里自古就是贸易和人口流动的网络,也是思想文化交汇的中心。关于伊斯兰教传播的原因,人们往往从阿拉伯的军事征服中寻找,印度洋网络的研究可以部分改变这种看法。

医疗史是此次讨论较多的领域。台湾东华大学副教授蒋竹山表示,全球医疗史为我们研究中国医疗史提供了许多可以参照的研究视野,如全球视野的医疗史使我们跳脱原本的民族国家史观,以更宏观的角度探查跨国与跨文化的医疗问题;破除过去史学将西方医学传播过程描述成现代科学的“传播与吸收”过程的迷思,打破中心与边缘的概念,从中国的“边陲”医学经验反省欧洲帝国“中心”或以中国生活方式对比欧洲“文明病”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包茂红则从区域史与全球史互动的角度介绍了亚太区域环境史这一前沿领域。他认为,区域史与全球史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亚太区域环境史将会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经纬网络,这也有助于加深对于全球史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非专业”学科学者也将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今年4月出版的《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就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据编者说,该书涉及理论层面、历史变迁、经济社会发展及文化多元性等角度,展现了全球史中的中国文化特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江湄表示,全球化时代要求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讲出一种全新的中国故事。

此外,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是我国学者运用全球史观进行研究的一大特色。长期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在讨论东亚青铜技术的产生,以及青铜时代的肇始这一问题时,有必要把中国文明放到欧亚大陆,甚至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比较、考察。

全球史研究视野宽广,国内的全球史研究者应努力成为这一领域全球学术网络的一部分。当今的学术研究必须“全面”掌握全球学术动态,对于全球史研究恐怕尤其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孟钟捷研究的是德国史,他提到,国内学界对于德国的全球史研究了解相对较少,他们研究团队正在翻译德国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海默尔的一部重要著作《世界的转变:一段19世纪的历史》,争取在今年内出版。华东师范大学也已经进入哈佛大学主导的全球史网络,在亚洲进入这一学术网络的大学只有两所,另一所大学是印度的德里大学。他们正在筹划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与学界一起推动全球史研究。

夏继果告诉记者,全球史的研究对象不必是全球,既可以研究“大网”,也可以把重心放在“小网”上,如内陆欧亚、地中海文化圈。

重温学术经典 反思史学思潮

取得话语权关键在于如何“提问”

全球史研究学科发展趋势良好,对这样一种经久不衰的史学思潮,学科内外都在进行观察和反思。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认为,30多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经历了以生产力为纲的转向、现代化的转向,现在正经历的是全球史转向。

近年来学术刊物刊登的全球史文章越来越多,从侧面反映出学科发展趋势还不错,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进行反思的并不多。为扭转国内介绍多于原创、零碎多于系统、形式多于实质的问题,推动国内学人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史学研究的领军期刊《历史研究》曾于2013年第1期推出了一组以中国学者为主对全球史研究进行反思的文章。事实上,学界一般将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一书的出版作为全球史兴起的重要标志,《历史研究》在全球史兴起50年之际推出这一组文章颇具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该专题是将全球史作为一个流派予以关注,是“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之一。

相较于海外学术界,我国的全球史研究起步较晚。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认为,中国学者应加强全球史研究。如何在这一领域取得话语权,关键在于能不能提出比较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具有世界性或能够凸显中国特色的问题。在他看来,毒品与文明、“一带一路”与全球史研究、现代海盗与国际护航,以及战争史、疾病史都是在全球史视野下有待深入的课题。

在对“全球史”和“世界史”等概念进行了比较反思之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文明认为,全球史理论和方法是在试图克服民族国家史学局限的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治学理念和方法,它应来自于史学实践而非某种先入之见,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因此,中国学者应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研究,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使命。

“中国学者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有意识地采纳更广阔的视角,超越原有的纵向思维方式,就有可能把原有的研究扩展为全球史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举例道,如中国史学者关注抗日战争,世界史学者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把二者加以整合,双方的关注点都可扩展为全球史研究。

此次全球史会议还给记者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有几位学者都将学术视野聚焦于重要学术人物或著作上,如姚大力对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研读,清华大学教授张绪山对布洛赫《国王神迹》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顾卫民对英国史学家博克塞及其葡萄牙海洋帝国史的研究,夏继果对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和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的比较反思。上述著作并非都是全球史著作,但都是重要专著,如姚大力认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可能是拉铁摩尔近二十部著作中最有经典性和生命力、最难读懂并且也远没有过时的一部”,其学术影响犹如中国人描写梅花之“暗香”,“幽眇而不决,既灭又复著”。重温学术经典,常能获得新的启发和感悟。对学术史的梳理批判,对当代学术思潮的观察反思,是保持学科发展的不竭动力。

也有学者提出,要对全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比如对于“互动”这个概念,它是否能把全球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涵盖进去,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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